[摘要] 与许多媒体同行描述的一样，他不是一个擅长客套的采访对象。没有握手寒暄，甚至没有目光交流，在我走进任志强办公室的前几分钟里，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任何表情，始终歪头盯着电脑屏幕。
与许多媒体同行描述的一样，他不是一个擅长客套的采访对象。没有握手寒暄，甚至没有目光交流，在我走进任志强办公室的前几里，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任何表情，始终歪头盯着电脑屏幕。
和我一起来访的还有两位出版社的编辑，他们要来为任志强的自传《野心优雅》拍摄纪录片，结果被他歪着脑袋一顿奚落：“认识我的朋友都说，我既没有野心，更不优雅，但他们坚持用这个题目，老想着把这本书娱乐化，弄个明星八卦式的推广方式。他们认为这个词能骗老百姓，但我不赞成，我认为它应该更严肃一点。”
这符合人们对于任志强的一贯想象。他并不是中国最有钱或者最有名的企业家，但却是性格最鲜明的企业家之一。面对这样的一位受访者，我迅速浏览了自己的采访提纲。里面涉及的关键词包括： “红二代”、国有企业管理者、市场经济、微博、先天下之忧而忧、政府欠条。
我试着以一个略带对抗性的问题打破僵局：“你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国有企业是有问题的，但你本身又做了几十年的国企老总，不觉得有点分裂吗？”
“你说得很对。”任志强仍然面无表情地拧着眉毛，但过了几秒钟，他把头转了过来。
“我根本不可能化解这个矛盾，现在他们不像是管企业，越来越像是在管家”
除了狠狠抽了几口烟外，几乎再没任何过渡，任志强一口气讲了做国企老总的三个“不易”。
件，上课。华远[简介实时动态]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任志强当领导的时候，每年要用三分之一时间参加由国资管理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组织的活动，包括各种会议，以及类似于党校学习的各种管理培训。经常碰到的一件事是，任志强坐在那儿，结果台上的老师下来说，“任老师对不起，我听过你的课。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根据规定，任志强还得坐在那里听课，进出门还得刷卡，证明自己去了。这事儿让他觉得无法理解：“你以为他们不组织学习，我自己就不组织学习了吗？体制内只承认体制安排的学习，不在于你会不会懂不懂，而在于规定你必须上课多少，要不然你年底考核通不过。”
第二件，考核。任志强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就是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件事他不推脱，但对于国企目前的考核方式，他有话要说：“现在的增值考核是鞭打快牛，如果今年有增长了，明年就要在今年的高增长基础上再保持增长。但企业怎么可能连续保持高增长呢？经济怎么可能没有起伏呢？如果我们投资10个事情，3个失败，7个成功，那总体我们赚了。但现在的考核方式是不能有亏损，有亏损就收拾你，于是企业不是努力地向前冲，而是越来越保守。”
第三件，请示。任志强抱怨，现在大大小小所有事情都要请示。有项目申请，“一个科员或者副科长就能否决你的决策，他们根本没在企业待过，但知识、智慧、经历都在行政面前没了尊严”。还有干部任命，“不管任命谁都得上面批准，当然你可以不认可，不认可以后再给你提名一个。这个味道就全变了，因为你派一个人下来，你根本不知道适合不适合这个企业文化”。
我问他，你个人化解不了这些矛盾？
“我根本不可能化解这个矛盾，现在他们不像是管企业，越来越像是在管家。”任志强把眉毛拧成川字形。他对自己的角色判断很有意思—一个“管钥匙的丫鬟”。
任志强所在的华远集团并不是中国五百强企业，但它在很多个历史节点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最为人所知的一项，它是中国家在境外上市的地产公司。任的老领导宁高宁至今仍然记得发股路演时任志强如何“在巴黎市政厅给瞪大眼睛的法国人讲述他如何改造北京明朝留下的下水道，在纽约世贸中心给美国人讲北京的拆迁政策，在北京向上百位国际投资者解释为什么中国未来也会有住房贷款”。那是1996年，当时北京房价还不到现在房价的5%。按照宁的记忆，“那时没有人知道还可以从银行借钱买房子”。
任志强乐于引用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一个观点。周其仁认为，中国的国企大约可分为三类，类是实行全计划体制下的旧国企，当计划渠道被市场替代后，这类企业大多无法生存而破产。第二类是中央或地方占有垄断性资源的公司。第三类则是在中央城镇改革的推动之下，以国企之名成立的新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没有计划和项目支持，甚至没有国家资本的投入，完全靠市场培育、自主经营生存。
1983年，作为改革试点，北京西城区政府向市政府申请成立了计划外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华远公司”。它是第三类企业的代表之一。另一家与华远有着相同发展轨迹的著名企业是后来完成了民营化改制的联想。
看得出来，任志强很愿意与人分享他对于国企的见解。在聊到这部分内容时，他几乎没怎么抽烟，但是烟灰一直在往上烧，他不得不用手指在白色衬衫袖子上弹开烟灰。“经营国企的办法是什么？交给私人去管理，华远最初也只是顶着个红帽子的牌子。所以后来我把下属企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股份制，职工持股，合资，合作。我一直想坚持的就是市场化的企业制度，邓小平时代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要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如果没有这些，哪来的市场经济呢？”
任志强说，自己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关于国企改革的意见每年都会提，每年收到的回复，至少从文字上看“都写得很好”。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何来市场秩序”
如果给国企在政治上排出一个序列，华远集团的排名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高。按照任志强的说法，“华远既不是央企，也不是市属国企，不过是个区属的小国企，算个处级”，而他如今任职的华远地产[简介实时动态]股份有限公司“大约只算得上是科级企业”。他的好朋友潘石屹的定位更戏谑—华远地产公司也就是个“妇科级”。
但就是这么一个国企干部，却在这些年里搞出了不少“事端”。他曾因为国家某部委拖欠了一笔工程款而把对方告上法庭，还曾因为西单图书大厦拖欠了一笔8个月的集资款而给整栋楼断暖。在书末几页的附录中，都是任志强精心挑选的一些旧文件，其中包括好几份“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在一份“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下面，任志强写下的附注是“和西单图书大厦打官司，华远赢了”。
官司打赢了，任志强也就此落下了一个称号：不听话的国企干部。他曾经罗列过自己受到的批评。
比如，“西单文化广场的问题华远算账太精，既然华远已在西单改造中盈利了这么多钱，应为政府多做贡献，不应再与政府要补偿。”
比如，“图书大厦的断暖问题严重错误，市政府垫了几十亿元的市政建设费用，华远垫些钱做市政算什么！”
比如，“告政府的企业一定要垮台，华远与政府搞僵了一定要完蛋。”
“你在做这些对抗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政治不正确吗？”我问任志强。
“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我觉得我这个就是最政治的。我告他们理所当然，我知道我是有理的，没有理的话，法院为什么接受啊！”他似乎不觉得这是个多么棘手的问题，回答脱口而出。
事实上，在任志强的新书里，对于这些往事，这个市场经济的坚定信仰者曾给出过自己的见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何来市场秩序？中国的法律至今未能有效地维护市场中的契约精神，至少对政府机构是网开一面的。权力大于法律的局面，在中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扭转。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一定无法立足于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契约精神，也难以强大。
在这个话题的讨论进入尾声时，我问任志强，现在手里还压着政府部门拖欠工程款的欠条吗？
他头都没抬，“对！”
“我们的毛病就是官员坐在中间，坐在前头”
我们的谈话由此转到了官与商在社会中的位置。
任志强的新书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2005年，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召开了一个开发商座谈会。此前，潘石屹很少参加“部级”的会，便特意西服革履地穿了一身新装，结果发现任志强只穿了一身便装，裤子还是多兜裤，便惊讶地问他：“见部长你就穿便装？”任哈哈一笑：“看你紧张的，不就是个部长吗？他一定穿的也是便装。”
我问他，在中国这种士农工商的历史格局里，不少商人面对官员时都难免有低人一头的感觉吧？
任志强回答：“我没有，但很多人有。我们的毛病就是官员坐在中间，坐在前头。很多人就巴结他们，但我不会巴结他们，我认为也不需要巴结他们。”
这是他一贯的姿态。一个被他津津乐道的往事是，2004年，在一次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召开的座谈会上，任志强是一个公开高喊“曾副总理，您受骗了”的开发商。但某种意义上，这种态度的形成部分来自任特殊的“红二代”成长背景。他的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他在书中也提到：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被领导抱着……见得多了自然也就见怪不怪，见官只需尊重，却不需拍马屁。
任志强对工商文明有一套见解。他说自己接触过很多外国代表团，永远是政府代表都坐在后头，企业家坐在前头，“比如说我们去美国，纽约市市长他不会迟到，他比我们还早到，等我们企业家讨论完问题后，他再上来讲话，因为他本身就是企业家出身，他很清楚，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要靠企业家，所以他们对企业家很尊重。”。
而在中国，情况则是相反的。“都是靠政府的力量去发展城市，发展经济，我给你钱你才成为企业，所以他们不尊重你。中国历史上商就在最后，所以经济才落下，如果商在前头，中国就不会这么落后了。”
在外界对于任志强的评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任的立场复杂，既是个忠实的国企领军人，又是一名无所顾忌的建言者。但事实上，他不是没有“收敛”的时候。北京市西城区前区长衣锡群为任志强的新书写了一篇后记，其中一个细节颇为有趣：自任志强领导华远集团后，每年数次邀集历任区领导聚会，沿袭数十年，已成为传统。在这种场合，任志强对老领导恭敬有加，一改发号施令或一士谔谔的形象。在每次聚会的留影中，他总是站在后排。
“你面对官员时的状态也会因人而异吗？”我问。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任志强反问我，“作为政府（西城区政府）任命的官员，你是他管的，你是他的下级，当然要巴结他，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在企业里头，我的下级对我不也这样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他的回答滴水不漏。这个时刻，任志强像是一个很有位置感和分寸感的国企。但他随即又恢复了自己充满性格张力的一面，“但是我不归政府管的时候，那些官员和我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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